稿件来源：《党员生活》2011年第四期 作者：谢红星 梅雪

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长期哲学生涯中，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演绎出一段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奇佳话。

一

1936年8月14日，易礼容，这位毛泽东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突然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这里所说的“李之译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所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浸透着李达的功劳。正是李达的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1931年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李达认为它是“现阶段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即与学生雷仲坚夜以继日地翻译。1932年9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该书。

1936年11月，毛泽东得到了这本书（第三版）。延安时期，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空闲，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最多。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先后用毛笔、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地方写下了近1.2万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潜心撰写的一部哲学名著。它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在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读完一遍，并作了很多批注。毛泽东还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抗大的同志们推荐这本书。他说：“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二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达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传播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李达以饱满的热情从事“两论”的解说工作。1951年3月1日至6月1日，《新建设》杂志分四次刊登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1952年7月到1953年1月，《新建设》杂志又分七次刊登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

为了解说得更准确，李达没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收到后，立即认真审读并亲笔修改。他还亲笔致信李达，高度赞扬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在解说“两论”过程中，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和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在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仍照原。”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通俗唯物论的宣传，以提高他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鹤鸣兄：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1年7月，1953年7月，《（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个单行本出版发行。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54年冬，党中央发动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2月20日，李达把他写的《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文呈请毛泽东审阅。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回信说：“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就宣传通俗哲学问题对李达提出希望：“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达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花费大量精力，除了写书、写小册子外，他还热情支持报刊上的理论宣传，写稿时尽量按照办刊的要求，短小精悍，不搞长篇大论。

三

1985年，正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武汉大学学生到鄂城县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标语。9月11日，毛泽东来武汉视察，李达匆匆赶到东湖客舍，来不及歇口气，便问这样的口号通不通。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于是，李达和毛泽东有了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他说：“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浇油，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见天色已晚，毛泽东叫人准备饭菜，李大执意要走。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说：“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我肝火大，差点和李达干起来。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今天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他接着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并强调说：“李达是党内的鲁迅，他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不要阻拦！”

1961年夏，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当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得知李达在庐山后，特地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促膝长谈。李达长期患病，面黄肌瘦。毛泽东见状关切地询问李达的身体状况，告诉他工作休息要两不误。李达没有过多地谈自己的身体，而是不断地同毛泽东探讨一些哲学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李达原来主张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毛泽东说：“形式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只管形式，如果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李达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我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还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非常遗憾地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李达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回到武汉大学后，李达立即着手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对于他的早年著作《社会学大纲》，他认为，此书写作于20多年前，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没有把新的科学成果概括进去，没有反映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因此，他决心对全书重新改写，写成一部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和重托，李达拼命工作，别人劝他休息，他从不听从。他还赋诗自勉：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

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前半部《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李达十分兴奋，印了少量稿本，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该书，并作了许多重要批语。如：“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

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极大鼓舞了李达。他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唯物辩证法大纲》作了精心修改。接着，又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半部――《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然而，骤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使李达的美好愿望变成了终身遗憾！

（作者谢红星系武汉大学副校长、研究员；梅雪系省政协社法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