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

今年10月2日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李达老校长诞辰120周年。对于李达老校长的评价，我自己认为有三点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李达老校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早期党的创建和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回顾李达老校长的生平，实际上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甚至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开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是早期传播者中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受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思想影响，李达作为第一人比较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这在我们党史研究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共“一大”以及这之前，李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在建党的时候李达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党史研究中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明这点。

第二，李达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看来这对于我们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特别意义。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李达老校长在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他的贡献。这个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达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早期留下的一些著作，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李达写的所有的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宗旨非常清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尽管“中国化”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但是指向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著作不是放在书斋里面成为学者讨论的论著，而是希望写得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读懂。这个大众化里面非常根本的讲到了牢牢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现在读到的很多的著作里面举的例子谈的问题很多都是中国的问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在中国化和大众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李达老校长在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不同时期，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着重解决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怎么样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过渡时期和建设时期，我们更多地看到在建设时期李达同志对于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我们也看到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一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来解决现实问题。特别值得我们纪念的是李达能够坚持真理，只要认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只要认准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道理，他都坚持不懈地坚持。

第三，李达老校长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任武汉大学校长的13年间，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作为一个教育家，能够领导一所大学，进行教育变革，体现了他的魄力。毛泽东同志也很怀念李达，他可能在与李达的争论中也能感到李达话语中的真理性。当时，李达老校长坚决反对把武大办成一个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性的大学。他身体力行，创建了符合新中国教育发展需要的哲学学科。现在回顾起来，武汉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在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先地位，和李达的努力以及他留下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三个方面足以使我们感到李达老校长的伟大之处，老校长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武汉大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深刻怀念我们的老校长，以老校长治学治校、理论创新的精神来推进武汉大学今天的发展，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陶德麟：

20年前，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他说：“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富有卓越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乔木同志的题词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我认为乔木同志的评价非常中肯。我们武汉大学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担任校长长达13年半之久，是我们的幸运和光荣。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精神财富，其中对我们今天最有价值的是以下三点：

一，以科学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他毕生全力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法则”在中国的“特殊姿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李达同志敬佩毛泽东同志，晚年还努力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但他从不把毛泽东当做神来崇拜，从不认可所谓“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的非科学的说法。对他认为不正确的东西，他可以当面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对毛泽东思想也必须这样。在林彪鼓吹的“顶峰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反对，不惜以身殉道。

二，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精神。五十七年前，李达同志第一次约我谈话时就对我说过，他青年时期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个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只是“为稻粱谋”，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不能“像小贩一样，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李达同志坚持真理的精神始终如一。这当然不是说他不犯错误，而是说他绝不为了个人的得失安危去迁就附和那些他明知其为错误的东西。他一生的奋斗经历就是最好的诠释。他任武大校长期间，有一段时间“左”的错误几乎成了全国性的潮流，他虽然不可能扭转大的局面，但他一直在做各种抗争。例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1964年以后的“大批判”，1965年的“顶峰论”，他都认为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严重错误，毫不含糊地抵制和反对。他在“文革”初期受迫害致死的遭遇是悲壮的，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三、尊重学术、求贤若渴，爱护青年、提携后学的精神。李达同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要办好一所大学，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不遗余力地老老实实地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没有别的捷径可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每个学科都得有几名教授。尊重人才，延揽人才，培养人才，营造人才成长的环境，让大家心无旁骛地做学问，教书育人。学校的一切党政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一点，今天大家听了也许感到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那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席卷而来的情况下，坚持这样的理念谈何容易！李达同志为此不知道做了多少艰巨的斗争，在他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培养和保护了多少人才。“文革”初期工作组专门印发李达“三反言论”材料，恰好成了李达同志坚持正确办学理念的铁证。这里面的教训，应该说也是我们今后办好武大的一份宝贵财富。

刘纲纪：

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我有种感觉：高山仰止。他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有很多的关切和关爱，所以我很怀念他。《人民日报》10月5日发表了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的文章，是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发表的。里面表达的意思我觉得是希望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始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有着贡献，我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成了科学。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关系，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最主要的是学习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精神。

首先，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先驱。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李达同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1918年，他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1919年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史上李达同志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二点，要学习李达同志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不屈不挠、战斗不止的精神，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思想信念。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要密切注意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要承认思想的多元状态，同时也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就要求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但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还要懂得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他们要能够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地解决。

第三点，李达同志在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教育学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现在看来对我们办好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武大历史上，李达同志出任校长使得武大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真正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来办学。李达同志的教育思想是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从中国来讲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从世界来讲我们要培养未来和谐世界的建设者，传承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办好我们的大学。

宋镜明：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李达同志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着重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传播。他一直站在理论斗争的最前列，发挥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他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例如1921年5月，李达同志发表了长达13000多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批驳假社会主义最有分量的战斗檄文，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具代表性和纲领性的文章。李达同志对假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算，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同志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和核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代表。从1920年起，当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李达同志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系统深刻并击中要害。这场论争的胜利对于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纪念李达同志，缅怀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就要学习、继承和弘扬他“忠实于主义”、“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伟大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大力提升武大在国家重点大学中的地位，早日把武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的大学。

徐正榜：

李达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大的杰出校长，为什么最后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这是武大的校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一般的人我们说盖棺定论，而李达校长到今天为止盖棺有三论：一是李达于1966年8月24日病逝，即自然死亡；二是含冤去世；三是迫害致死。我们认为从学校档案馆所存储的档案来看，李达校长是完完全全地被迫害致死。我们档案馆有关于对李达进行监视的所有日常活动的详细记录。李达是因为胃大出血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反而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对其进行批斗，最终被迫害致死的。

李达同志在1961年5月的讲话中说到：“我这8年来放的第一炮，8年来第一次做校长的工作。”李达是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武大的工作的，是在1955年9月才由李维汉同志公开其共产党员身份。在1964年武汉大学召开第4次党代会的时候，李达的选票倒数第三。这时的李达，在党内是属于极端的少数派。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师和老教授之中，李达的名望是相当高的。

我们以李达曾经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校长而感到光荣，但所要进行的李达的研究任务还很艰巨，甚至还要担风险，我们手头的资料也还要继续去搜集。

汪信砚：

李达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双重身份在李达先生身上是内在统一的。可以说，正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他才成其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我们有必要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显然，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或结果。李达先生虽然没有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无疑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位杰出代表，并由此也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的理论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红星：

建国初期，李达主张要办出武大的水平。他说过我们要不断地努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世界前列。他主要强调师资队伍的建设。武汉大学的许多专业，许多学科，特别是哲学学科，他都有很大的贡献。他当时提出“以老带新”的培养方式，并亲自实践。但他这种做法最后却成了他遭批斗的“证据”，说他是在搞拉帮结派。

他当时还要求要“勤俭办学”，不能浪费，要精简会议，削减行政开销用于办学。他还说对于办大学这种事情要“树雄心，立大志”，要勇攀科学的高峰，鼓足干劲，力争在国家今后的科学发展中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学术上李达老校长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每个人的见解里面都包含一些谬误的成分，而且每个人的见解并不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事情，争论的过程就是向客观真理接近的过程，争论的结果无疑是积极的。他采取了一种讨论且平等的态度，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他提倡“独立钻研，大胆创造”。对我们国家当时科学探索缺乏创新、缺乏见解的一些例子进行了批评，要求武汉大学引以为鉴。对于学生的培养，他要求学生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成为自己学科的专家。李达老校长认为独立的思考和刻苦的钻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出台了《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意见》，并制定了一些约束学生旷课、早退等不好行为的规定。

李达老校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以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智慧，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为形成、发展和实践武汉大学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奠定武汉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发言先后为序，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