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15日

本报记者 陈洁

2009年年末，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武汉大学的biwn必赢悄无声息地举办了一场学术座谈会。会议的规模非常小，参会人员不过十来

人，会期只一天，只围绕一个主题：“主体性哲学与希望人学”，只讨论一本书：人民出版社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整个研讨会是一种非常低调的做派。

但是，这个惊动了清华大学万俊人、北京大学赵敦华、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等国内多位一流哲学教授的小型座谈，却别有一番深意……

不断成长的中国哲学

这里说的中国哲学，不是“中国的哲学”，而是“在中国的哲学”。自从“哲学”这个西方的学科界定进入中国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来，排异反应就一直存在着。而且，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哲学王国里，中国这个板块都是相对虚弱的一块。一方面，中国哲学长期不能获得西方哲学界的一致认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及其讨论的问题，大多只是处在引进、介绍、解说的阶段，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或话语权。

当然，中国的哲学学者们一直在学术和思想的世界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经过两岸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集团”中的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哲学、儒家思想，连同“亚洲价值观”，已经渐渐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了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思想。对于西方哲学界来说，中国哲学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哲学领域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板块。

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实是，1948年成立的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简称FISP）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鄄ESCO），被公认为是当代世界哲学学科最大、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组织，由其发起的世界哲学大会（WCP）1900年首次在法国巴黎召开，1948年后每5年召开一次，被全球学术界称为“世界知性的盛宴”、“智慧奥运会”、“哲学奥运会”，是当前世界哲学学科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世界哲学最前沿的展示阵地。前20届世界哲学大会都在西方国家举行。而最近的一次，去年7、8月间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则在韩国的首尔召开，成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亚洲”或“在东方”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横跨欧亚的伊斯坦布尔举办），标志着“一向被排除在世界哲学概念之外的东方哲学思维，终于正式进入哲学之门”。

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中文首次被列为世界哲学大会的7种工作语言之一。而且，内地史无前例的派出了多达一百多人的代表团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了“儒家的创造性发展与21世纪的世界哲学”学会会议，是世界哲学大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中文作为会议语言。会议期间，中国哲学家（包括港澳台地区）还组织了“来自亚洲文化的哲学”、“中西哲学对话”、“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跨文化交流与亚洲语境”、“亚洲的中国哲学方法”、“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价值和信念”等多场圆桌会议。大会还专门组织了两场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小组会议，多个国家的哲学家都提到，中国哲学将会为世界哲学做出更大的贡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哲学和文化正在世界上显示出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学者也正在世界哲学大家庭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所谓“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毕竟是一个相当“异质”的存在。改观不大的是，对于西方哲学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主流问题、核心问题，中国学者却多少有一点“插不上嘴”。西方有学者甚至直言：“中国的哲学教授们对世界哲学的贡献非常有限。”“我们开始注意他们的问题，而他们却不太真的能参加讨论我们的问题。”

但是，西方学者未免断言太早了，殊不知情况总是在变化当中的。中国学者并不像某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想的那样，完全不能对于西方哲学核心问题给予回应。

主体死亡？中国哲学界的回答

在一本畅销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普及读物《苏菲的世界》里，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这个“我”，哲学上另有一个名词，叫“主体”。关于主体的思考，是最古老、最核心的哲学问题之一。

北京大学的赵敦华教授介绍说，甚至从人类有哲学开始，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作为主体的问题。当然，古人用的词不是“主体”，而是“灵魂”。“万物有灵论”可能是最早的宗教，最早的哲学也没有摆脱此论，毕达哥拉斯就把“灵魂”作为哲学的思考对象。到阿那克萨戈拉提出nous概念，得到苏格拉底的高度评价。哲学家们认为，肉体或者灵魂都可能会朽灭，但总该有无限而不朽的东西，那就是柏拉图的理智世界（nous）、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理智（nous）、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绝对精神、上帝等。

但是，笛卡儿的cogito才真正开启近代哲学的新主题：“主体”。“我思故我在”标志着主体性原则得以确立，并且成为几乎所有哲学体系围之旋转的枢纽。当然，这个主体从一开始就是认知主体，“自我”就是“自我意识”，康德承袭了这一思路。

后来，现代西方哲学批判主体性哲学，用“主体的死亡”来比喻认知理性是狭隘、有限和有朽的。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如何在“主体死亡论”的背景下重建主体性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围绕这个问题，西方很多哲学学者在展开研究，部分哲学家试图给出答案。

现在，一位中国学者给出了他的答案，这就是biwn必赢段德智教授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

这本书的雏形是段徳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当代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从2001年立项到2007年结项，历时7年。在2008年的国家社科项目评比中获得了罕见的高分，被评为“优秀”级别的成果。修订后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于2009年出版，甫一问世，便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所回答的问题的重要性，也因为它回答的严谨、深度和高度。

在武汉大学专为此一本书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人们意识到，段徳智已经迈出了从哲学教授到哲学家的第一步，而且是坚实又稳健的一步。

李秋零教授概括说，段徳智对于主体死亡论的回应包括了两个部分：

第一，他强调主体的“生成性”，并以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人不是天生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不是现成的，而是逐渐生成的。另一方面，人的主体化过程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过程。这两者将作为主体的人与神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不会生成主体，而神能够完成主体。

人之成为人，主体之成为主体，有一个进化的过程，这在今天几乎已成为常识。但人的主体是一个永远不可完成的过程，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是需要理想和希望的，段德智却断言：“我们所谓人的主体性的未来之维……是永远处于我们前面的东西，是我们永远要为之奋斗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出来的东西。”这种令人绝望的未来之维，却被段徳智称为“希望之维”，并将“主体生成论”称之为“希望人学”。他在“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中提到，康德的“世界整体的知识”是一个先验幻相，却有引导知识走向体系化的“范导”积极作用，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的乌托邦也同样可以充当人的主体性生成过程的范导原则。所以，“主体死亡论”是“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一种自否定和自发展”，而“主体生成论”又超越了“主体死亡论”。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段徳智提出主体的生成与主体性意识的生成是统一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形成的过程。他还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群体意识占主导、以个体意识为主导和以他我意识为主导。

一般谈论主体性都从个人的自我意识出发，认为近代哲学的兴起才是西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觉醒。段德智则认为，原始社会的“氏族膜拜”和“集体表象”、奴隶社会的“团体意识”、封建社会的“宗教意识”（统称为“群体意识”）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简言之，群体意识是以类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以个人为主体，是对群体意识的否定，而“他我意识”考察个人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又是对个体意识的一种否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承认个体独立地位的群体意识。经过这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运动，人的主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段徳智对于“主体死亡”问题的这个回答，一方面是对近代认知主体性哲学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形而上学的改造。而且无论是否定还是改造，都或多或少有其宗教背景。这些都使得段徳智的哲学构建显得卓尔不群。

整体来说，对于西方的哲学问题，中国主要还处于“跟着讲”或“照着讲”的地位。整个20世纪，新的哲学范畴的提出、新的哲学体系的构建，差不多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冯友兰、贺麟等中国哲人，也是受了西方哲学的熏陶后才有所作为的。直到今天，中国的西哲著作，基本上也停留在“介绍西方”的阶段，著作的突出，往往在于“及时引介了西方最新研究成果”，或者“介绍时的理解比较深刻”。

不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磨合，特别是近三十年的磨合，世界哲坛上应该开始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了，现在，中国人可以尝试着“讲自己”了。

段徳智对于主体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次难得的“讲自己”的尝试。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开端，中国哲学家正在国际哲学界争取话语权，他们开始能够正面回答西方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主流问题，而且，逻辑之严密、笔调之清新、内容之丰富，都令人信服。值得给与高度的重视。

任重而道远

段徳智早年研究莱布尼茨，不仅在国内同行中长期保持领先优势，而且在国际同行中也获得很高的赞誉和认可，曾任德国柏林第七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研讨会（最高规格的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近年来，他主持阿奎那著作的翻译，同样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被天主教哲学学会世界联合会主席乔治·麦克莱恩和柏林自由大学基督教哲学教授Wilhelm Schmidt-Beggemann称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学术工程”。目前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美国圣路易大学哲学系的Stump女士将段徳智比做中世纪的波爱修（Boethius，曾把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影响欧洲一千多年），并预言段德智主持的武汉大学基督宗教与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将成为该方面研究的重镇。美国哲学协会会长EleonoreStump则感慨：“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需要来中国，向中国的、特别是武汉大学的这些同仁们请教阿奎那的哲学！”而新近的《哲学生成论》则是段徳智作为哲学家尝试建立自己理论框架的开始，试图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哲学道路。

清华大学的万俊人教授认为，段徳智及其所在biwn必赢的工作，只是中国哲学学界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哲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正在逐步产生独创性成果。包括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提出“和合学”，北京大学张世英补充“希望哲学”等，都是原创性哲学。中国的哲学学者开始了哲学家的成长之路。而随着他们的成长，随着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界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世界哲学地图中的中国板块已经越来越壮大和坚实。

当然，中国要在世界哲学界获得相当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小小的例证是，一百多年来，每届世界哲学大会都有几十到百余名数量不等的特邀代表（因其在哲学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而被特邀与会的人，其全部费用由会议支付），中国哲学家还一直没有获得特邀。这多少反映出国际上对我国哲学研究的重视程度。我们或许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哲学研究队伍，成果却与这个队伍数量并不相称，没有很好地与国际哲学研究衔接上。中国学者中能以哲学家的姿态直接回答重要哲学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这里面原因很多，历史差距、学术制度、价值观念、语言劣势、学养根基、自由空间等，都是导致中国哲学慢半拍的原因。以语言为例，除了通用的英、德两种语言，要参与西方哲学话题的讨论，还需要希腊文、拉丁文基础，这对于东方学者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段徳智就是从40岁才开始学习拉丁文，如今能够阅读，却不能写作。这是很多中国哲学研究者共同的瓶颈。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哲学教授在向哲学家转化和成长，并且尝试参与到世界哲学前沿的构建工程当中去，中国学者，正在让世界哲学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