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中华儿女》杂志

彭富春

30年前，当我从江汉平原的乡村来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心情仿佛滔滔江水，激动难已。我感到，我的命运开始转折了。

在文学的引导下走近哲学

对于一个尚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少年来说，走进武大，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惊讶。当然，最新奇的还是专业学习。我读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这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那时，大学里受欢迎的专业多是数理化和文史哲这类基础学科，其中，文学往往是文科人的首选。同时，人的青春期也是文艺期和诗歌期，充满了激情和想像。文学专业的学习和青春期的成长是吻合的。 从文学到美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学习历程。我由一种文艺的阅读经验很快发展到理论思考。在美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开始接触中国和西方美学史，特别是西方现代的一些美学理论给我带来了许多诧异和惊奇之感。但美学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是我的重心开始转向哲学。孔孟、老庄、禅宗逐渐进入我的心灵世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让我着迷无比；西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也成为了我的案头书，但真正影响了我长达20年之久的是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他当时被称为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因为对人存在的分析切中了人们的一般存在经验而广被传播。我当时常常为他的一些思想而心醉神迷。为了学习，我大学期间所有的暑假都是一人在校，专心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 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了4年之后，我留校任哲学系教师。

艰难而充实的哲学之路

1985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研究生，来到北京。 虽然以前也来过北京，但都只是走马看花，现在利用在北京读书的机会，可以好好地领略北京的山水和建筑。 但我现在来北京，不仅是想看风景，而是出于心灵的渴求。北京有很多外地无法借阅到的资料，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读研期间，几乎每周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如读书沙龙、电影展映、戏剧、音乐会和美术展览等。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眼界，满足了我心灵的饥渴。 在专业上，我主要集中学习西方哲学和美学。为了让自己能够直接通达西学，我非常注重英语和德语的学习。为了推动自己进步，我还边学边翻译了两本德国哲学和美学的著作，这种训练让我初步领略到了西方思想的神奇之处。在此基础上，我还开始一些写作活动，将自己对于哲学美学的一些看法写成了一本书。这可以算作是对于自己过去学习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在北京学习了3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武汉大学工作。

1991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办好了去德国的各种手续，满足了我去德国学习哲学的愿望。 其实，我大学时代就很崇敬德国的思想文化，但并没有下决心留德。使我不顾一切决定留德的原因，是我感到了一种思想的危机。虽然我在武汉和北京学习了数年的哲学，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走在真正的思想之途。我当时为海德格尔深邃而广博的思想所困扰，但在国内关于他的资料奇缺，大概只有北京才有其部分德文和英文著作。一些汉译本由于语言的转换让人更加难以理解其思想，至于一些介绍和研究性的著作更是使人摸不着头脑。我还听过国内几位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的演讲，但始终没让我豁然开朗。于是，我认为惟一可行的道路是到德国跟随海德格尔的弟子学习。 当年我从武汉到北京、从北京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柏林，坐列车西行。将近十天的路程，无疑是单调和寂寞的，不过，列车沿线变换的风景让人感到天地的开阔、世界的广大。但坐火车去德国是一种冒险，我不知道旅程会发生什么，同时目的地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到了德国，我才发现面临的问题其实远远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生活问题。首先是经济的。我是自费的，没有任何他人的资助，因此必须勤工俭学。其次是语言。除了应付日常交往之外，还要能听懂专业课，读懂专业书，写作专业文章。第三是心理。在异乡，人必须面对心灵的孤独、困难和压力，能够忍耐和忍辱。最后才是哲学的。通过训练，学习一种不同于中国的西方式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一种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 留德的开端是异常艰难的。为了获得面包，我当了将近两年的工人，洗过碗，扫过地，在建筑材料和食品工厂干过杂活，还当了很长时间的搬运工。工作的艰辛使人难以承受，但我始终不放弃申请奖学金，希望能够幸运如愿。经过不懈努力，1994年终于获得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为期三年的博士生奖学金。我开始能心无旁骛地研究哲学了。为了节约金钱和时间，我在德期间从未回国。个中滋味，外人未必能够充分体味。但我利用各种机会，游历了欧洲的许多地方。除了德国的一些名胜之外，最难忘的是罗马和巴黎。在这些地方，我似乎经历了欧洲的历史，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代，它们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历史，让我对于中西思想的界限获得了一个感性的经验。在多年的学习之后，我完成了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1997年10月，我顺利地获得了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虽然德国友人建议我在德寻找就业机会，但我还是决定回国工作。我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她的传播者，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思想，让我们古老的智慧在当今世界获得新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回国工作是毫无疑问的了。

中西思想边界的行走

1998年，我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祖国。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我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这七年，有许多未曾预料的特别的人生经历。也许都是命运，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厄运，我都要告别它，而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我辞退了北京的工作，再次回到母校武汉大学。后来，我也打消了去北京和外地工作的念头，在武汉大学工作至今。作为一名哲学教师，我主要是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无非就是读书、写书和教书。这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工作，但实际上也非常复杂和沉重。我除了给同学们传授西方的哲学之外，还引导大家探索中国的智慧。我将这个理念总结成一个口号：走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正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我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欲望、技术和智慧（大道）三者的游戏活动。这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古老思想的现代诠释。道与欲、道与技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主题。对此，我将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并置于一个新的关联中。 在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我还荣幸地当选为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使我具有了双重身份。因此，我在当好一个教师的同时，也全力当好一个人大代表。我用心着力研究教育、文化和社会问题，提出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注重文化发展等建议案。它们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促进了政府的相关工作。 今年是2009年，距离我第一次进入武汉大学的1979年，已经整整30年了。回想这30年的道路，我感到，人生的经历在根本上就是心灵的经历。正是心灵推动了人在天地间的各种行走。但只有一颗光明无限的心灵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才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