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

今年9月17日，是萧萐父老师逝世一周年的忌辰。这篇文章，是在萧老师逝世后一月时所写，原刊于《哲学评论》第七辑。今重新捡出，送biwn必赢网站刊出，作为对萧老师的一个纪念。

2009年9月15日

2008年正值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30周年，而当年曾积极参与这场讨论的萧萐父老师却于9月17日逝世。大概是由于年代已经久远，萧老师当年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这一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们忘却。由萧萐父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对萧老师的生平与志业作了全面阐述，对萧老师的人格与学术作了高度评价，实是一篇衡论萧老师其人其学的重要文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竟无一字提及此事。但我以为，这一段历史对于萧老师来说，并非可有可无之事！正是这样，作为30年来追随他的学生，也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我想在这里就萧老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理论贡献，结合自己的追忆与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与评价。

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于1978年5月。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对这篇文章作了转载。由此，一场以哲学讨论形式开展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论争拉开了序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讨论的背景、过程及其意义，在30年后的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了解。但是在当年，一般的人们对于这些并不是能够清楚地了解的，往往既不了解报刊上文章中所讲的东西，更不了解在这些文章背后所发生的事情。

那时，我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刚刚于这年3月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正在作一个工人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努力适应对我来说已经很难适应的大学读书生活，主要精力都放在课程学习上。同学们大都也是如此。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然引起了我们这些初学哲学者的注意，但大家当时更多地是结合正在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仅从学理上予以关注、加以思考。如为什么只有实践才能成为检验真理标准这个问题，我们在当时就是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从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上搞清楚。至于这场讨论的背景与意义，以及本系的老师们如何看待和参与这场讨论，我们作为学生当并不清楚，老师们也没有在上课时告诉我们。

有一次，记得是在这年夏天，我到萧老师家里去看望他。在谈话中，萧老师提醒我要关注这场讨论，说是意义重大。这是我的老师中，提醒我关注这场讨论的第一人。这对我的震动很大。以后，我开始搜集报刊上有关讨论的文章，贴了一本剪报。这本剪报保存至今，几天前为撰写有关邓小平思想的书稿还曾用过。在使用这本剪报时，想到当年提醒我关注这场讨论的萧老师已经永远离去，心中不免久久怅然。

二

萧老师不仅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注者，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积极参与者。

参与讨论，发表文章，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可以说是平常之事。但是，在当时的武汉大学，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却存在着重重的阻力。这些阻力的存在，在一些有关文献上还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得出来。例如，在1996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编《珞珈哲学论坛》第1辑上，以显著地位刊载了未署名作者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简史》，其中谈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只有一句话：“1978年，哲学系部分教师在我国理论界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积极投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为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1]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当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参与这场讨论是艰难的，并非今天所能想像的平常之事。

这些“重重阻力”来自何方？如何阻碍？《武汉大学哲学系简史》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如果查阅199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倒可以看到一点历史的真实信息。该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三小节标题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中谈到武汉大学当年的有关情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校党委和广大教师、干部的普遍重视。从1978年9月开始，在校党委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校党委一面加强自身学习，一面部署学校工作。10月12日，在广泛讨论基础上召开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是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问题，是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原则问题，是坚持党的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这场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弄清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指导，搞好教学、科研、后勤等各项工作。”[2]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整整5个月后，武汉大学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全校性学习动员。对于这种迟迟才行动起来的现象，今天看来也并不奇怪，也属一种正常的现象。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有过说明：“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3]这样一来，也就不免要产生“重重阻力”了。

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哲学系部分教师”是哪些老师呢？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简史》中，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至于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压根儿就没有提武汉大学有部分教师冲破重重阻力，积极投入讨论之事。看来，这些修史者大概是想让后人忘却这些人与事，使他们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好在当年的文献俱在，不是这些修史者可以轻易地否认和掩埋的。1979年，《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了两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汇编了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当年出版，其中有两篇重要文章是由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撰写的：一篇是陶德麟老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刊于《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一篇是萧萐父老师的《真理和民主》，刊于1978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看到当年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哲学系部分教师”是哪些老师，他们在这场讨论中做了什么事情。

三

萧老师的《真理和民主》，当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我就认真读过，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我至今还保存着，尽管已经发黄变脆。但说实在话，这个深刻的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文章作者是萧老师的缘故；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读出文章中的思想意蕴与理论价值，并没有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深刻的理解。

真正对这篇文章有了深切的理解，是在10年之后。当时我已成为萧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并由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转入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为了反思与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我曾在1988年集中阅读了1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文献，进行比较和衡论，发现萧老师的文章在这场讨论中确实有着自己的创新之处和理论价值。

自1978年5月以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哲学思路上看，都是沿着认识论路径来加以展开的，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亦基本是认识论问题。由于当时中国哲学界思想水平的限制，更由于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以哲学讨论形式开展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论争，因此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不在于哲学理论上提出新的创见。邓力群在1978年7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就以他个人的体会说到这一点：“《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地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4]今天我们高度评价这场讨论，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讨论在哲学理论上就只是重复以往的基本常识，而没有提出一些新的创见。如果细读萧老师的《真理和民主》，就会发现这是一篇在哲学理论上颇有创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萧老师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界限，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内在联系问题。这一问题，是以往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未曾深入论及的，也是1978年众多参与讨论者都没有专门提出探讨的。

四

今天看来，萧老师的《真理和民主》有很浓烈的政治气味，这是当时的时代使然，更何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本身就不是纯哲学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但透过这些政治气味，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在理路，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很强的逻辑力量和历史感。

在文章的开篇，萧老师即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蓬勃展开。这是一次激发亿万群众革命智慧的哲学解放运动。哲学的解放，就是真理和群众的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旗帜下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5]进而他提出了自己所要探讨的问题：“真理和民主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两类范畴：真理是认识论的范畴，民主是社会历史的范畴，两者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事情的本质，就会发现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6]

接下来，萧老师对于真理和民主的联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与史相结合的论证，一环接一环地加以阐发。

萧老师首先从作为认识论的实践的主体入手，把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历史运动的主体相贯通，提出正是人民群众成为真理和民主相联系的基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是实践观点，即科学地指明认识的任务在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的检验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是群众观点，即彻底地承认以物质资料生产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两个观点，不可分割。因为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变革社会、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去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坚持实践观点就必须坚持群众观点。”[7]

萧老师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根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考察了真理和民主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内在联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时，就把真理和民主，作为两个互相联系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出版了《神圣家族》，清算了鲍威尔等人的天才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本观点。恰在同年，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认识论上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并认真剥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把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的真理颗粒，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规定了实践是变革现实的物质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即人类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都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根本观点。这样两个观点的同时确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石，引起人类认识史的空前大革命。”[8]

萧老师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进行了考察，指出毛泽东所讲的群众路线，也同样强调了真理和民主的联系。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阐述了真理和民主的关系，语重心长地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不是抽象的个人活动，而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就是认识的主体，真理的认识在实践着的群众之中，要学到知识，找到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极为精辟地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里所阐明的是党的工作路线和认识路线的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发现和检验真理的必由之路。所以坚持真理和发扬民主，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和实行群众路线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这里所阐明的关于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领导对群众的从属关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关系，先有民主后有集中的关系，等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9]

通过上述论析，萧老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才可能确认群众对真理最有发言权，因而才会自觉地实行群众路线，发扬人民民主，倾听群众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放到群众中接受检验，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样的，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人民民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拜群众为师，才可能把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这个理论真正落实到行动，在实际中解决认识路线问题。”[10]

正是这样，萧老师通过自己的思考，对真理和民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联系，作了深入的阐发。从这些阐发中，可以看得出萧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得出萧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力。这些是今天治中国哲学者往往所不及的。

五

萧老师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哲学问题：这就是要获得真理，不只有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检验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用民主来保障真理的获得、保障实践对真理的检验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们之所以在真理问题上会出现唯书唯上，不是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由于缺乏民主来保证贯彻这一标准。而后一个问题，是以往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者没有涉及或基本没有涉及的问题。因此，萧老师这篇文章打破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仅仅限制于认识论的格局，而从真理和民主、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结合上，有力地深化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明确提出，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但我想还与萧老师的人生体验有关。

萧老师这篇文章从真理标准问题出发对民主的呼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在1978年底即已鲜明地表现出来。在这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于12月13日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共四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二部分题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就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和发展民主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强调解放思想的同时强调发展民主。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予以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并进而提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在接下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并由此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这一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批评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太少，认为这正是造成思想僵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12]在如何发展民主问题上，邓小平不仅强调群众路线，而且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主张。他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3]又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4]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是对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刻总结与进一步丰富。由此反观萧老师的《真理和民主》，可以清楚地发现文中所阐发的思想，确实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转变和发展民主问题的提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总之，从哲学意义与现实意义看，萧老师这篇文章无疑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仍然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六

大概也就在20年前，我在一次与萧老师的谈话中，谈到我对他这篇文章的看法和评价。他听了我的一番论说后，笑着说这篇文章具有这样的意义，自己还没有想过。接着谈话就转入了别的话题，以后我们师生之间再未谈论这篇文章。1991年，萧老师的《吹沙集》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我打开他的赠书时，惊奇地发现集中所收首篇文章，就是《真理和民主》。我问萧老师为什么以此文为首篇？他说：这是受了你的看法的影响。这确实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如同就在昨天，真是感慨万千！这些往事，虽然时过景迁，俱成历史，但我以为是不应当忘却的，从师生之间的情感来说是如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书写来说更是如此。正是这样，我把自己的所读、所思、所忆、所感，都记录在此，供后来修史者参考。

谨以此文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

谨以此文祭奠萧老师在天之灵！

2008年10月17日于武汉大学

（原载《哲学评论》第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