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冲突，特别是近百年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的互动，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和判断。而儒家学说在经历了从“神坛”到“祭坛”再栖身于“学坛”的锤炼后，如何回应全球化、西方化过程中各种思潮的挑战，通过其创造性的转化，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其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重新走向民众的心灵，走向生活世界？是每一个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在深思的问题。在近日于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当代新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回答。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启蒙精神的对话和辩难，使得文化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那么，儒学的人文精神也将成为与启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补充的世界性价值。

■杜维明

儒学经过曲阜经过中国再到东亚，历经近200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样一个宽广的论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儒学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必须通过和现在具有强势的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而实现。因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的尊严价值、自由人权等思想源流都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

但是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也有盲点、有缺失。如果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与启蒙运动的凡俗的人文境域进行对话、辩难，进行互相批评、参照，则可以为儒家的全面发展包括核心价值、学术传统乃至实践儒学提供发展的启示。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为全球的社群特别是知识分子提供参照，因为儒学在宇宙论和人生观方面具有非常珍贵的资源，这也是儒学研究者的责任。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启蒙精神的对话和辩难，使得文化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当然，我希望这种主体性是多元的、开放的，能够承认和充分认可其他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元的思维。我们要在不同文化主体的对话之中增加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通过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的思考来进行调适），那么，儒学的人文精神也将成为与启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补充的世界性价值。

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是西方现代思潮的两大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等哲学家代表的哲学传统和摩西、耶稣基督、阿奎那、马丁·路德等代表的宗教传统在历史上虽然有交流和抗衡，但是没有阿拉伯文化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不可能的。

现在面对未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平等互惠地对话，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谓对话除了容忍以外还应该承认对方的存在，在承认对方的基础上互相尊敬、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从而为人类社群的精神资源的不断丰富创造条件。这一点西方很多学者、哲学家都有这样的自觉。但是，因为宗教和哲学在西方属于不同的观念世界，这种自觉受到极大削弱。

哲学和宗教判然不同是西方特色。这种特色不能解释其他轴心文明的精神旨趣。儒家的典范人物都是深具人文情怀甚至终极关怀的哲学意味非常浓郁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领袖，他们同时也从事于现代西方学者所说的“精神磨练”。

我们受到西方启蒙的影响，常常把儒学定义为哲学而非宗教，但也有人质疑儒学到底是不是哲学。儒家入世的核心价值（即所谓“仁、义、礼、智、信”）固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传统的基本教义大有不同，但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确有深刻的终极关怀和广义所说的宗教含义。不了解儒家的精神特性，便无法体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内涵。它不是在凡俗世界里改变凡俗世界或者认同凡俗世界，而是“入世”，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大幅地改造甚至全新地转换。因此儒家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这与它基本的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它“不为世转，而要转世”。儒家所谓“经世致用”不仅是政治管理，也是教化，通过对身体、心灵、神灵各个不同的层次的自我调适、陶铸，以及对政治制度、文化的关注，展现其根本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传统的儒学家里没有不会做事、缺乏现实经验、不了解日常生活的圣人。这与西方的哲学家、神学家、僧侣阶级大有不同，而体现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磨练”。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体现，而日常生活有非常深刻的人文价值，这在王阳明、朱熹等人那里都有非常深刻论证，不是一时的玄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不同于其他的轴心文明，它的宗教性和现实性融合无间。儒家的精神世界是扣紧了身体、家庭、社会和地球而展开的，所以它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狭隘的家庭主义，更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是扎根在个人、家庭、社群、地球，又要超越这些限制建立“万物为一体”的理想世界。这中间也有非常严格的哲学思考的路线。儒者以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也必须在人伦运用之中来体现，人和一切存有都有休戚相关的联系，人心应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四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境域。

同时，通过对话来丰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建构对话文明提供基础。以此，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既全面又深入，同时提出对话。从《论语》开始一直到宋明理学，对话是它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以儒家可以为我们发展出一种对话的文明。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经过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五四”的哲人，面对西方启蒙心态的冲击，试图重建儒家传统的理论体系。严格地说，儒家的思想家在“五四”运动到建国以前的30年，其基本的精神是如何与西方启蒙对话，如何通过以西方启蒙运动所创造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科学、民主—为原则，汲取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生命哲学，英国经验主义或美国新实在论的思想资源，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转化为现代精神的体现。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变革的文化氛围中，洞察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深思人文精神的前景，为儒学开辟了哲学领域。他们回顾人类精神文明的大传统，探究西方典范哲人的思维方法。融会欧美现代思潮的精华，表现出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五四哲人和台港新儒家所积累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今天我们的哲学反思应在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全面而深入的人文关怀中进行。

（1）我门应在欧美日益专业化的哲学分析中培养基本功，但我们不必局限在逻辑、认识论、存有论、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范围中，而应特别关注与儒家有密切联系的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不同的宗教传统进行思考，使哲学回到哲学自身真正的价值———“智慧之学”，因此我们要把哲学从烦琐的知识分析哲学中拯救出来，拓宽我们哲学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跳出职业哲学家的封闭心理以开阔的胸襟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命世界，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锻炼思想的能力。我们应以有思想家素质的哲学工作者自期而不应投身于学院哲学的纷争之中。

（2）孕育我们学术能力的知识资源，除西方的传统外，还应来自古今中外世界各地：轴心文明、原住民和当代思潮。我们应该通过文明对话来丰富儒家的内涵。

（3）现代西方的启蒙是我们思想结构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话培养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我们对它的同情了解和批判认识也是深化儒家传统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4）中国的儒家传统应参与文化主体意识的创建。儒家的视域中，主体性应是宽广的、开放的、包容的，当然也是批判的。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儒家传统的复兴应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共同事业。

（5）中华民族的资源是多元的。传统的五教（儒释道回耶）和当今在文化中国盛行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思潮都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参照。

（6）儒家传统是超时代、跨文化和多学科的人文现象。儒家哲学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生命哲学。哲学反思的特色不只是描述和诠释而且是创造。儒家哲学，严格地说，不仅是中国哲学、东亚哲学，也是世界哲学。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