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琼

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

记者：我们注意到，本次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当代新儒学新在什么地方?它跟传统儒学有什么区别?

郭齐勇：这个问题要回答周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简而言之，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是相对的。冯友兰先生把宋明理学叫做新儒学，海外沿用了这一说法。但我们说的现代新儒学不是宋明理学。宋元明时期的儒学叫“道学”或“理学”，是中国儒学与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学，中国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为主导。

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境遇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到了五四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一些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等极端思想。西方化，直至今天所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与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过程，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从生产方式、生存状态、社会结构直至认识、审美、终极信念等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器物文化层到制度文化层到核心价值系统都有波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现当代新儒家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

当然，“五四”运动不只有一个传统，“五四”运动中同时产生了回应西方挑战、发掘自身文化价值的传统。其中，从哲学上与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觉地、有深度地融合东西方价值的，则首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这些体认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与传统儒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炼儒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力图与世界各种思潮对话，在参与中把儒家价值贡献给现时代，贡献给世界。

记者：那么现代新儒学在它的坎坷历史中主要贡献体现在哪里呢?

郭齐勇：刚才谈到，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贡献是：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传统文化，并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的自主性。第一，努力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华民族固然需要吸收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对立的，培育、发展现代性完全不必也不应以反对传统文化为前提，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很好地兼容。第二，彰显民族文化的特质，促进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积极推进“文明对话”，展示“文化中国”的固有精神魅力。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必将导致人类未来文化的同质化，不仅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会把人类引向死胡同。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

记者：儒学近些年在国内外重新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激烈的讨论，作为一名儒学的研究者，您认为我们应怎样看待儒学在当代的意义？

郭齐勇：这是人们经常问及的问题。儒学在旨归上是关怀社会、关怀人民的。《周易·系辞》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就是说学术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但不同的学术解决的生活问题不一样，不同的学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儒学有社会制度层，有精神归趣层与实践生活层等等。儒学强调践履，它不排斥对确定的知识的追求，但跟以追求确定的知识为旨归的知识学不大一样。宋儒张载的四句话可以经典地概括儒学的旨归：“为天地立心，为尘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事实上儒学至今没有开出太平盛世。事实上，任何一家学术都不可能单独担当开万世太平盛世的重任，但在促使人类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每一家学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儒学在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即内圣方面与外王方面有它自己的功用。除了纯净人的心灵外，制度方面尤其重要。现代制度文明与前现代制度文明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儒家社会制度的关系，例如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对传统监察制与考试制的吸收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又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工具化地对待儒学。这种倾向有两种表现。一是利用儒学，把儒学作为向他人说教的工具，自己却为所欲为。当然，这不是儒学的错，而是那些利用者的错。二是把社会的一切是是非非都归结为儒学的结果。我们不能向儒学施加它不能承担和不应承担的责任，儒学不能包打天下。

记者：儒学近年来重新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有不少学者将其称为“儒学的复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齐勇：作为一个儒学的信仰者，同时作为一个儒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作为国学教育的实践者，我很欣慰；但我同时是个学者，所以，我在高兴的同时，更会冷静地思考，国学、儒门淡泊鞍马稀几近百年，为什么今天被人们看重。第一，这是社会的需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较之10多年前，中国内地的民间社会对国学与儒学ABC的了解的需求激增。10年来，我在教学之余，应邀在民间与企业中讲“四书”和“老庄”。这些经历让我有机会了解，有不少家长、中小学教师主动与孩子们一道诵读《论语》等经典。第二，儒学重新受到重视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国家力量的迅速强大。很多中国人外国人都把古老的中国为什么又焕发出了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找到了文化上，同时归功于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学因为国家强大而受到重视、崇尚的逻辑，与一百年前儒学因为国家衰弱而受到冷漠、轻视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从经济也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的物质实用来看到儒学(或者文化)的，亦即是把经济是否强大作为儒学(或者文化)是否优秀的标准。按照这种因果思路，是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儒学的复兴?目前我还没有系统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摆脱上述经济决定文化的因果关系的思路。儒学的复兴，应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原因。百年来，由于对儒学一直不够重视，同时，由于“五四”运动中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由于“文革”的摧残，使几千年来一直被倡导的，而且许多已经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或儒学)观念遭到了极大的颠覆，引起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为了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国人安身立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有必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儒学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找到了它的家，它的根。

记者：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请您谈谈您对现代新儒学、儒学以及传统文化发展的展望。

郭齐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认同、伦理共识，需要社会文化资本与民族文化的资源。(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传统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谓“中华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包括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这里所谓“传统”是流动的、多元的(包含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里所谓“复兴”，并不是“照着讲”，甚至也不是“接着讲”，不是“复古”“复旧”，而是创造性转化。这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按照这种理解，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

最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制度层面如何落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儒学的复兴不是复古，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发掘历代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面对现实问题，认真地反哺、扬弃，作创造转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念，例如“五伦”观念等，清除、检讨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的食粮。实现民族复兴，当然需要借鉴儒学以外的传统和包括中东、欧美、印度、韩国、日本等古今传统的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现代新儒学本身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本身并不只限于儒学，其代表人物对道家、佛教的研究与吸收，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吸取，向民间社会的释放，向西方社会的开拓，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