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赵鑫）2023年11月9日，武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哲学工作坊在振华楼B301会议室举行。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的Hwa Yeong Wang、Daniel Elliot Weissglass、Joseph Mazor和Nathan Hauthaler等学者依次进行了报告。来自武汉大学的特聘副研究员刘沁，华中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叶金州，武汉大学的特聘副研究员Ben Cross和谢凯博依次进行了评论。工作坊由biwn必赢副院长李勇教授主持。

工作坊分为主题报告和评论环节。

Hwa Yeong Wang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两位韩国女儒学哲学家（Two Korean Women Confucian Philosophers）”。这两位韩国女儒学哲学家分别是生活在朝鲜王朝末期（18 至 19 世纪）的任允挚堂（1721-1793 年）和姜静一堂（1772-1832 年）。这两位女性都基于独特的儒家哲学主张而闻名，她们主张人类共有的原始、纯粹的道德本性，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有能力获得最高形式的智识和道德成就，从而可以成为女圣。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了两位女儒出现的原因。朝鲜王朝的儒学发展受到中国古代孔孟荀以及汉宋时期儒学的影响，尤其受到当时程朱理学的影响。虽然这一时期是女性生活的黑暗时代，但也对女性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积极影响，催生了女性新意识的萌芽。第二部分介绍了任允挚堂的生平、著作遗稿和理论贡献。Wang着重讨论了任允挚堂对“克己复礼为仁说”和“温峤绝裾”的论述，并认为她对“温峤绝裾”的分析可以解决西方哲学中的萨特难题。第三部分介绍了姜静一堂的生平、著作遗稿以及理论贡献。

刘沁老师对于Wang教授的报告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阅读文学作品并从事创作。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做女圣人的女性则少之又少。那么，为什么在朝鲜王朝末期中会出现这种女性先锋的声音呢？这是否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固有的一个事件或一种历史必然呢？第二，在儒家男女有别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女性似乎只有在充分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出高尚的人格。否则，她就会面临社会压力或思想批判。当下女性既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又被要求在职场上竞争。因此，我们对当今女性的最高褒奖就是她能兼顾事业与家庭。但是女超人并没有打破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秩序。因此该如何认识或看待两位女哲学家对当今女性主义的贡献。

Daniel Elliot Weissglass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儒家的政治建构和非儒家的边缘化（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Non-confucian Marginalization）”。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对金圣文（Sungmoon Kim）的儒家民主观念和政治建构进行概述。第二，介绍了金圣文的公民儒家概念。公民社会的背景文化饱含着儒家价值观、风俗、礼仪、孝道和道德情感。它将社会个体与他人联系起来，将政治共同体成员与周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联系起来，以其独特的道德语言和主体间道德实践为中介。第三，讨论了儒家的公共理性。儒家的公共理性是说所有参与公共理性的人都应与儒家有明确的联系，但应保护基本的权利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罗尔斯将整全性学说排除在公共理性之外，但金圣文认为儒学作为一种部分的整全性学说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助于表述现代儒家文化圈的民主化进程，又可以起到理论规范的作用。Weissglass认为金圣文在把他认为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即以公共理性为支撑的现代政治框架和东亚大部分人生活中的儒家价值观）放在一起的过程中过于草率了。第四，Weissglass讨论了儒家的公共理性可能造成的三类非儒家的边缘化，分别是表达性边缘化，诠释性边缘化以及证言式边缘化。第五，Weissglass提出了对非儒家的边缘化的一些可能性的回应。1.几乎所有东亚人都是儒家；2.几乎没有东亚人反对儒家；3.所以，在东亚儒家社会中对非儒家的边缘化是正义的，不可避免的，或是这种边缘化与非自由主义者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被边缘化是一样的。

叶金州老师的评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叶老师认为，Weissglass对金圣文无法应对儒家思想对非儒家人士具有压迫性的指责和他的回应都是不成功的。但是，Weissglass对构建公共理性儒学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其次，叶老师指出在证明儒家公共理性课题的合理性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儒家政治似乎是至善主义的，它能否被纳入公共理性的讨论？（2）如果 （1） 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儒家的公共理性能否比西方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更好，或至少不会差很多？最后，叶老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评论。一，边缘化≠压迫。丹尼尔提出了对边缘化的指控。如果某些群体在政体中被边缘化，这并不十分可取。但相对而言，它还没有排斥或压迫那么糟糕。二，“你也一样”真的很重要。西方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真的那么与众不同吗？西方自由主义（即使是其政治形式）本身不也是部分的至善主义吗？三，需要反思多元化被容纳进来，还是被珍视和鼓励的？四，另一种选择是什么？是彻底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任人唯贤的儒家思想？还是第三条道路？

Joseph Mazor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平等分配何时是正当的？（When is Equal Division Justified？）”。 Joseph要论证的论点是：当一些条件被满足时，平等分配最好能被理解为一种满足传统正义原则的最佳方式。这些条件包括：(1) 每个提出要求的人都应获得同等份额的善物。（2）分配应有效率。（3） 份额平等和效率标准不应依赖于人际间的优势比较。

首先，Mazor讨论了平等分配面临的主要挑战：（1）理论挑战：大多数正义理论的目标是优势平等和/或总体优势最大化的某种结合。（2）直觉挑战：很难在所有平分的案例背后找到统一的原则。在这里，Mazor给出了四个案例：无遗嘱的遗产分配案例，减轻痛苦案例，污染许可案例以及沙漠之水案例。在其中，除了无遗嘱的遗产分配案例，其他案例无法对同质性的要求者和异质性的要求者进行相同的平等分配。然后，Mazor讨论了资源并不是优势的基本概念。沙漠之水的案例表明了这一点。再者，Mazor分析了与同质性要求者平等分配的正当理由。以功利主义和无遗嘱继承案例中的同质继承人为例。Mazor认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1. 要求者对遗产具有排他性的平等地位；2. 假定继承人的优势以递减的方式增加，平等分配是满足传统正义原则的正确方式。最后，Mazor分析了与异质性要求者平等分配的正当理由。穷人-富人作为异质性的要求者要求平等分配是可行的，但Mazor认为我们需要论证反事实条件下把异质性要求者当作同质对待是合理的。对此提供了诉诸非完美主义，非要求者的主要责任以及对其他要求者责任的拒绝等辩护理由。

Ben Cross教授的评论主要包括五点。第一，Mazor认为理解平等分配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作为传统正义理论的含义。证明这一主张的最好方法就是证明它是由传统正义理论推导出来的。但是，支持以其他方式解释平等分配的人可能会同意你的论证，但仍然拒绝接受你的结论。因此，她们承认从功利主义或其他分配正义理论中可以得出平等分配是合理的，但并不认为这是对为什么均分是合理的正确解释。第二，有关遗嘱的案例究竟是一个关于正义的论证（特别是关于公正分割原则的论证）还是一个类似政策建议的东西有待澄清。第三，直觉在提到的一系列案例中的作用是否那么直接。第四，我们的直觉也可能与我们在这里谈论正义时可能想要排除的案例并不那么分离。Ben认为Mazor分析反事实条件下同质性要求者的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平等分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非它与正义的关系。第五，把功利主义看作是正义的理论，或者说是正义的替代理论是否合适。

Nathan Hauthaler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习惯性行为和实践知识（habitual action &practical knowledge）”。安斯康姆认为，有意识的行动涉及实践知识。这些实践知识并非奠基于日常的认识论基础，如并非推理的、有证言的等等。而习惯性行为来自于决定性的行动倾向。Hauthaler本场报告即讨论这一问题：安斯康姆的实践知识能和习惯性的、有倾向的行为相协调吗？或者说，习惯性行为是否排除了实践知识？这一疑问是直觉性的，因为习惯性行为似乎不需要实践知识，也用不到实践知识。例如，Paul认为如果一个驾驶员习惯性地在一条路上行驶，那么他有时不会意识到他在做什么。Brownstein将这种行为叫做“有技巧的非反思行为”。Hauthaler认为，实践知识是自我知识的实践形式，但不意味着实践知识具有很强的审慎（deliberation）、反思（reflection）、注意（attention）和回忆（recollection）。缺乏这四者的实践知识仍然与安斯康姆的实践知识相容。Hauthaler的结论是：实践知识必须保留其实践特点，但这种实践知识易于描述为习惯性把握。

谢凯博老师首先对Hauthaler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实践知识的概念在安斯科姆的意向行动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Hauthaler给安斯科姆的实践知识概念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它能否在知识中容纳习惯性行动。针对Brownstein的驾驶案例对安斯科姆的实践知识概念能否容纳实际的意向行动问题。Hauthaler的回应是我们应该降低对实践知识的要求。对此，谢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制作复制品，在纸上书写为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并不知道或不相信他真的在制作这种东西。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人制作复制品肯定是有意为之。如果我们降低对实用知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算作实用知识。

在讨论环节，参加工作坊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以上报告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