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通讯员彭文楷） 4月18日晚，德国弗菜堡大学哲学博士、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哲学教授、国际哲学院主席、国际科学哲学院主席、国际黑格尔学会副会长、前克罗地亚科技部副部长尤里·佐夫科（Jure Zovko），应我院陈波教授邀请，在振华楼哲学学院B214作“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第11讲：“有全球哲学吗？”的精彩学术讲座。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副研究员谢凯博及数10位同学参加。

尤里·佐夫科教授主讲

陈波教授主持

佐夫科认为，哲学是一门特殊学科，研究与所有人相关的普遍性问题，但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往往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决定他们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哲学比几乎任何其他学科都更能为我们提供各种形式的具体化的普遍性，并创造各种对话与合作的机会。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批判性地审视和质疑现有的生活方式、规范和知识理论，并提供新的解决模式。

更进一步地，既然哲学提出了不同的生活形式，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项普遍的批判性事业，哲学就应当促进这些生活形式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否则它就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因而也是无用的活动。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就应当提出一种全球性的哲学。

佐夫科指出，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是第一位深入分析这种全球化现象的思想家，他说：“从技术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解决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呈现出新的面貌：地球村正在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自古希腊式的多元性城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全球化视角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导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简单化和肤浅化。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这种全球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其中一战是全球殖民主义的体现，而二战则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体现。佐夫科引述并赞同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即：我们仍然有责任为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而奋斗，并为之而努力。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所导致的全球现象可以且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这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交流的理想，这种交流不仅是跨学科的，也是人际交往的，即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交流，提出问题，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彼此。

佐夫科进一步提到了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Axis Age）和全球化时代的类比，雅斯贝尔斯认为虽然轴心时代是充实的，而全球化时代则是空虚的，但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也同样接近于真正的问题所在，即“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尽管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西方文明的关键人物，但佐夫科更倾向于苏格拉底而非耶稣，因为佐夫科更倾向于判断而非信仰。

佐夫科提到，苏格拉底认为全球性的哲学问题包括归纳推理、驳斥错误、探求真理，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其中的主要困难在于个人如何达成实践智慧（phronêsis），这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优秀的品格。这种困难使我们怀疑是否有可能根据普遍的标准和普遍适用的规则来分析我们的生活，进而是否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佐夫科给出的是一种康德式的方案。康德的“理性的世界主义”思想是一种世界哲学模式，它假定所有人类的基本问题和生活问题都可以得到理性的解决。佐夫科试图从哲学的角度，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著名的人类理性三问来思考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即：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该怎么做？3.我可以希望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而言，康德的回答是“根据经验原则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追随康德的观点认为，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我们知识的局限性。

而第二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则应该主要结合当前生物技术科学的发展来将其作为一个伦理学问题加以分析。康德关于知识局限性的问题也应在基因工程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因为生物技术研究，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危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只有培养责任感和尊重人的尊严，才能防止基因疗法被肆无忌惮地商业利用。在基因工程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人类和人类生存环境这一核心问题上，哲学决不能袖手旁观，因为道德判断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必须强调的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其道德社会化和文化环境，而哲学家的任务和义务就是维护这些道德和文化成果。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尽管通常意义上的康德主义者会把这个问题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但佐夫科却持不同的观点。佐夫科认为，第三个问题与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主题有关，它涉及如何创建一个文明和有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相互欣赏和尊重为特征，即所谓的希望人“融入世界”。至于宗教是否也能为此作出贡献，则是另一个问题。康德意义上的希望可以解释为不同宗教的信徒相互沟通，从而在一个多元的世界社会中宽容、和平地共处，即宗教应与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理性相协调，并为人所支配。

对判断力的培养是塑造全球哲学的希望。然而这受到物质条件、自然动机结构和先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它主要取决于与艺术、文化、人文学科和哲学中的高级反思表现形式的具体接触形式，以及由这些表现形式促进和探索的创造性形式。康德的第三批判表明，判断力不仅是人类理性的核心，而且也是理解我们的自然力和智力在人类经验、知识、理解和行动的整体生产中的整体功能的核心。在倡导观点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哲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解理论，应当关注判断力，并考虑培养判断力的哲学意义，以便在这些多元文化中维护人的尊严。

佐夫科认为，作为哲学家，我们应该超越生命形式的特殊性，根据世界性的理性原则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在康德的意义上，世界性的理性原则指导并决定着生命的所有三个问题。

随后佐夫科还提到了相对主义对于人文学科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也是全球性的。佐夫科提及了博格西昂（Paul Boghossian）和布鲁姆（Allan Bloom）关于相对主义的讨论，以及索卡尔（Alan Sokal）对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当今哲学的问题在于分析哲学与所谓的大陆哲学（诠释学-现象学进路）之间的分裂。分析哲学家以科学方法为基础，而诠释学-现象学的追随者则认为这种方法已经破产，并呼吁意见和解释的相对主义化。但佐夫科认为，通过培养我们的心智和判断力，包括仔细的解读和探寻，我们最终能够达成一致。

康德最终的问题是：“人（Mensch）是什么？”。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能给出关于生物和地质历史的答案，但这里要问的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主张将分析哲学和诠释哲学的视野融合在一起，将意志自由作为阐述全球化时代伦理道德的先决条件，并坚持康德式的精神以哲学人类学取代形而上学。

最后，佐夫科提到了哲学家们所能起到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哲学协会应在促进全球人性、道德、学术诚信和相互尊重等理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评论中，陈波认为，全球哲学的理想是远大的，且值得追求的，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也是严峻的。但似乎构建全球哲学的道路上仍然障碍重重，例如语言障碍、意识形态障碍、宗教障碍等等。因此，构建全球哲学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陈波还提到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和全球哲学中的地位，陈波认为，对于中国文明，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构建全球哲学的过程中，既要能够引进来，也要能够走出去。佐夫科对陈波的评论表示赞同，但同时进一步做出了补充。佐夫科认为，哲学上的进步更多的是兴趣使然，而非由目标或任务所驱动，类比足球运动，我们应该享受其中的过程，而非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

在交流互动中，听众1的问题是，全球哲学需要国际合作，而国际间的合作如何平衡各国的国家利益？以及，赵汀阳所构造的“天下哲学”是否是一种全球哲学的尝试？对此，佐夫科认为人们总是喜欢且倾向于看展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人们能够改变意见，从而在最终达成一致。

听众2的问题是，全球哲学反对相对主义，那么是否还需要对多元化加以宽容？如果需要，那么这种宽容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在战争等暴力冲突的情况中，我们是否更需要宽容？佐夫科的回应是，对于相对主义的批评和反对主要是针对某些愚蠢的理论的，这一问题无关基本人权，佐夫科也无意在基本人权层面反对多元性，但在更高和更细化的层面则无法宽容某些愚蠢的相对主义。

听众3的问题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哲学的工作总是反思性的，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件的诠释，那么全球哲学是何以能够做到参与到当下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的？对此，佐夫科的回应是，哲学不仅能对过去进行反思，还能够对潜在的情况，以及对关于未来的合理想象进行反思。基于这一点，全球哲学能够参与到当下的问题中。

部分与会者合影

最后，陈波总结道，虽然构建全球哲学是十分困难的，但仍然是有可能成功的，这需要我们抓住机会，全力以赴。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