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

作者：赵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0年1月1日

内容简介：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种宏观的和长程的文化视野。它对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发生、发展的嬗变机制的说明，尤其是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冲突、融合及其导致的“文化杂交”结果的思想，构成了我未来的文化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日后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本书是一部从宏观和动态角度探讨人类文明演化历程及其动因的学术著作。它从对“文明”概念的辨析入手，清晰地展现了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发生、发展与形态嬗变的基本脉络，在时间坐标上揭示了亲体与子体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变机制，在空间坐标上展示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动态关系，创立了“文化杂交”理论的基本框架。本书内容广博、气势磅礴，堪称文化史研究的精品。

目录：

前言

导论人类文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第一章文明的概念分析与背景问题

一、关于“文明”概念的说明

二、文明发生的人类学背景

三、文明发生的语言学背景

四、文明发生的技术背景与时空背景

第二章“文化杂交”初论

一、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二、“远缘杂交”的优良品种——高级宗教

三、“种内杂交”的“米亚德现象”与“纯系种”的悲剧

第三章神话时代的文化特征

一、原生的亲体文明类型

二、庙宇文化与迷信精神

三、雅利安语游牧者的大入侵与神话时代的终结

第四章英雄时代的恢宏气度

一、子体文明——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

二、子体文明——罗马帝国、秦汉帝国和孔雀王朝

三、功利主义与尚武精神

四、“轴心期”的文化精神变革

五、亚欧草原游牧民族大迁徙与英雄时代的终结

第五章宗教时代的文明分野

一、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对峙

二、旧大陆西部的宗教冲突

三、旧大陆东部的文化融合

四、蒙古—突厥人的征服狂飙对文明世界的影响

第六章工业时代的文化潮流

一、1500年的世界格局与航海探险

二、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历史变革

三、工业时代与“泛西方化”浪潮

四、西方文明的挑战和非西方世界的应战

五、“非西方化”浪潮与世界历史的新“轴心期”

后记

精彩书摘：

为了说明当前世界的文化格局和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趋势，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过去，追溯一下四大文明体系——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中国儒家文明——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历史演化过程。这四大文明体系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在未来世界中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到文明形态演化的问题时，本书将把眼光局限于旧大陆（即亚欧大陆），因为上述四大文明体系最初都是在旧大陆萌生和发展的。新大陆（主要是美国）虽然在晚近时候开始引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对人类文明长程演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却微不足道，它只是旧大陆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而且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个曾一度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弄潮儿在未来的历史过程中，必将日益暴露出它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最终从历史的辉煌峰顶上坠落下来。

旧大陆的各大文明体系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三次根本性的形态变化，这里可以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即汤因比经常使用的“亲体—子体”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亲体—子体的嬗变过程，这种嬗变过程一方面使得文明形态得以更新，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亲体文明与子体文明在文化上的连续性。正如蚕蜕皮一样，一种旧的文明形态剥落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则脱颖而出；然而承担着这个“蜕皮”过程的却是同一个历史实体和主体。中国、印度、中东和西方文明都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样的“文化蜕皮”过程，所以它们至今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而古代埃及文明和新大陆的玛雅文明却由于未曾经历过这种“文化蜕皮”过程而成为文明“化石”。至于这种“文化蜕皮”现象何以会发生，则与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文化杂交”过程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本书所谈及的四大文明体系，都曾经历了亲体—子体的嬗变过程，而且这些嬗变过程都具有一种世界性。尽管这些文明体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一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发展的，但是它们的亲体—子体嬗变过程却往往是由于某种共同性的原因所导致的。在15、16世纪以前，这种共同性的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和文化融合。

首先来看看人类的第一代文明，即所谓“亲体文明”的情况。根据现今发掘出的考古资料，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都从西到东地分布在一条狭长的纬度带内，具体地说，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这十多个纬度之间。

这些亲体文明分别是（从西向东排列）：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夏商周文明。这些文明大多依傍着一条大河，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是定居的农耕生活的结果。最早的文明体系都是从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就此而言，只有在那些采取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的地区和人群中才产生了最初的文明社会。而游徙不定的游牧民族始终未能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只有当他们通过军事入侵的途径“入赘”农耕世界之后，才会以“征服者被征服”的方式进入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定居的

农耕生活（以及永久性的灌溉系统）构成了文明发生的物质基础，那么围绕着一个庙宇中心而定期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则构成了文明发生的精神基础。城市最初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宗教崇拜的地方，它是在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的中心就是庙宇。最早的国家管理人员是祭司集团，最早的文字也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孕育文明的精神温床。

亲体文明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特点就是对鬼神的崇拜。无论是在克里特或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身上，还是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就是命运或神谕，求神谕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埃及人对神灵的崇拜比希腊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埃及人对他们的国王（法老）敬若神明，法老死后要被制成木乃伊，葬在金字塔中，埃及人相信这是由人到神的必由之路。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台基庙塔里供奉各式各样的神，这个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乌尔、乌鲁克、拉尔萨、尼普尔等，都是以神庙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印度哈拉巴古文字至今尚未能够完全解读，但是从那些象形符号中亦可看出达罗毗荼人对鬼神的崇敬。至于中国殷商时代，浓郁的迷信精神随处可见。与其他的原始文字一样，甲骨文也是一种主要用于祭祀占卜活动的文字，是庙宇文化的产物。在现今发掘出来的大量卜辞中都记载着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内容，殷人事无巨细，均须先卜而后行。就此而论，中国殷商时代的先民们和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先民们一样，都具有显著的宗教迷狂特点。殷人尊神事鬼、沉迷于酒的文化精神，与后来孔孟之道所倡导的那种专注于现世的道德修养、“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精神是迥然而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