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七个寒暑完成了对康德“三大批判”百万字的合作翻译工程之后，我虽然松了一大口气，但却不敢懈怠，就马上投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这时我已77岁，由于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姿势的伏案工作，原有的缠身腰疾又雪上加霜，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神经压迫带来的疼痛令人难忍，致使在几十米、百把米的行走中已被人看出是一个行动艰难的“半残体”了。肖静宁带着我在各大医院专科就诊。在这里我只说一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三次就诊的情况。第一次是骨科专家Z大夫来武汉大学校医院应诊，看了CT片对我说只有手术才能解除神经压迫，别无它法。恰好，一张《武汉大学报》放在桌子上，上面有段德智教授写的“师德乃教风的第一要素——从陈修斋、萧萐父、杨祖陶批改作业谈起”的文章，肖就顺便对专家说，这位老先生就是报上写的杨祖陶，专家马上说，“哦！是知名教授！如果是社会上的，我们就不管那么多，先收住院再说”。感谢医生对我还不是一味讲市场化效益的。他让我连续两周静脉滴注激素以缓解症状，然后再到中南医院复诊；第二次我们去中南医院但没有见到Z教授，由罗主任应诊，他要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MRI）以进一步确定病变情况；第三次去取结果再看专家门诊，由X副主任医生应诊，他也看到我的MRI片子的严重变形，并说不是做一次手术所能凑效。肖静宁忧虑地说“这一把老骨头怎么办”？X专家拿着我的另一张普通的大的平片说，你别说是老骨头，他的骨密度还很高，没有骨质疏松，一般情况也不错，很适合做手术。他说做了减压手术就能消除症状，至于手术怎么做，是大的、中的、小的，住院后再研究，并马上开了住院单。由于来校医院应诊的Z专家有话在先，我这时压根没准备作手术，就说还要与在国外的子女商量一下，X专家一听更坚决了，说子女在国外那费用没有问题了（材料是进口的，昂贵而不能报销）。肖静宁又辗转到病房找到了罗主任，他拿着MRI片子不断地看，不断地摇头，核磁共振（MRI）片子显示的影像的确令有经验的专家惊讶不已！没有一节正常的腰椎，全是变形的，脊椎侧弯这样明显，排列异常紊乱。他轻声地对身边的较年轻的医生说，门诊X医生开了住院单要患者作手术，这手术还真不知从那里下手？怎么做？他想了一下，一听说我已是快80岁的人了，就劝我走不了路就不要走了，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走什么？能够生活自理就不错了，并劝我不要再搞什么研究了，不良姿势久坐只会加重病情，我非常感谢罗主任的坦诚和忠告。这样几个回合的求医问诊，我只有认了。我的胞兄胞弟、还有其他亲人都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搞什么翻译了，他们对我退休这么多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抱病长期伏案工作实在是难以理解。

虽然如此，但我无论如何也要译出这部著作，完成我的老师贺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实现我40年来的夙愿。好在我的适应性的“以歪就歪”的不正常的坐姿反而不是很疼痛，继续伏案是我心中的命令！也就顾不得站立、行走时日益加重的神经压迫之苦了。2006年初，我将刚刚出版的《精神哲学》首译本邮寄送呈给贺师母黄人道先生，她感激地把它供放在贺麟先生的遗像前。当师母告知我这件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心情难以平静，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谢谢师母”的呼声。她真是善解我的心意：她这么做，就好像是我亲自把这个首译本送呈到先生面前，请他过目，请他教正，也请他原谅，学生这样迟，竟然晚了40年才得以把它呈献给先生 。

时光似乎在倒流。那是1962年，在北京成立了“黑格尔哲学全集编译委员会”，经贺先生推荐，我也忝列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我调来武汉已三年，从未参加过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不久，贺麟先生来信，要我承担黑格尔全集中《精神哲学》一卷的翻译任务。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我虽然已经远离先生，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信任着我，就欣然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962年，全国高等院校正处在为贯彻国务院颁发的“高教60条”的热潮中，大家为“脱帽加冕”，重申“双百方针”、“学术自由”、“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奔走相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充分地利用这可贵的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外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我认为“学术自由”只能从对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中获得。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继续完成40万字的教材的基础上，对贯彻在这本教材中的发展线索进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经过这样艰苦的思维，日以继夜，写成了一篇5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作为主题论文提交给1963年1月召开的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次年会，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学术争论。同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了贯彻“高教60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专门会议。我有幸与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的王熙纯同志、历史系彭雨新教授一道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哲学史教研室（包括中、外哲学史两个教学小组）的行动也很快，当时就确定以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为核心作为我们贯彻双百方针的基本途径。1962年9月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冯先生在“绪言”中提出和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一鼓作气地写了一篇与冯先生“商榷”的37000多字的长文，集中而系统地讨论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它们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以及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历史观的问题。文章虽说是“商榷”，其实是对冯先生观点的某种赞同和深化，其实质是力图依靠唯物辩证法对学术界、包括自己在内的唯物唯心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反思、甚至清算。这篇专论由当时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刘绶松教授推荐作为《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的首篇论文全文发表。

1963年，我在当时为贯彻“双百方针”忙碌和紧张的条件下，对于《精神哲学》的翻译也没有放松。首先是花大力气认真读原著，在大致弄清楚《精神哲学》一书的宗旨和结构的基础上就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了。

当时，我住在珞珈山上的一区5号，有一间小小阁楼作为我独立的书房，望出去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生活也大为改善。心想这一下就可以安心做学问、搞翻译了，我的译事的进展自然是比较顺利的。在我着手翻译后不久，贺麟先生主持选编《黑格尔论矛盾》（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1版），其中所选的“精神哲学”部分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完成了。这时，我已经译出了《精神哲学》全书的导言和主观精神部分的导言的初稿。我在《精神哲学》译后记中写道：“此后风云变幻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难以逾越的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任务的变更，我本该继续完成的全书的翻译工作就一再被搁置。这不能不说是我心头的一大憾事。”

1964年，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紧绷。无论是《精神哲学》的译事，还是学术研究与争呜，都不得不为突如其来的“四清运动”而彻底中断。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于1963-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简称，这个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气氛高度紧张，由各机关学校抽调、派遣成千上万个工作队下到农村，被抽调的人员家中有天大的实际困难也一律不予考虑。我写到这里，对当年说走就走抛开多病的老母、刚刚出生患病的儿子杨铸、年仅6岁要学会独立生活的女儿杨熔、特别是把一切重担都甩给回汉团聚才一年多在汉口武汉医学院任教的肖静宁，即使一千个放心不下，我也是别无它法，当时多亏我的三姐从青岛来武大帮着照料了好几个月。我随着哲学系教师组成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奔赴湖北省孝感县，工作队的成员撒下去，分散到各处有的就只好“各自为战”了。我就是这样，我去的单位是孝感祝站区直属小学。祝站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祝站区的党政机关就在站边的街道上，小学座落在离街不远的地方。我这个唯一的工作组成员一到学校就按照上面统一的口径说明来意，以一种威慑性的口气宣称，我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定要把四清运动搞到底！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一位校长，几名教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好像没有什么可清的。唯一可以清一下的就是思想了，思想与作风、特别是可以与个人生活作风相关联的。校长虽只是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也是反复写材料、检查交代才过关的。有个教师被揭发对女生有图谋不轨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对他的“清理”可谓旷日持久，不断背靠背开会揭发，反复交代政策，反复写交代材料，我不断地分析材料，向上级汇报情况，但最终还是以“查无实据”了事。回想起来，形势压人，又没有多少事，又不能干点别的，我真不知道那一年多是如何度过的。好不容易到了一年，别的点的教师陆续返校了，原本早该结束的小学四清运动，又一拖再拖了三个多月，因为直属小学的四清运动必须与党政机关同始终。其间，我家的困难达到顶点，往事不堪回首！当我回到珞珈山时，已经是1965年的深秋，我连年迈的母亲再也没有见着了。

我原以为，参加了一年多的四清运动，总可以坐下来安静地进行进行教学、研究和翻译了。谁知板凳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接踵而来了。1966年6月，一夜之间，校园里就出现了所谓的“红色恐怖”，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教师和干部人人自危，只要随便给人带上一顶帽子，各种对立的派性组织就可以为所欲为，轮番揪斗，不择手段地对他们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人们来一个“触及灵魂”、甚至皮肉的“革命行动”，一时间大学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空前恐怖、疯狂和灾难的场所。哲学系主任余志宏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萧萐父被打成余志宏的“黑干将”、十足的“黑帮分子”；陈修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他们看来这些我还够不上，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准黑帮”，在“批斗会”上必须陪斗，“游斗”时必须抱头跟在“黑帮分子”后面走，不时听到巨声喝斥和皮鞭的唰唰声。然后是“破四旧”家也多次被抄、减工资只给30元的生活费，连照顾幼子的保姆也被立即赶走，日子过得如惊弓之鸟。这种群众专政的混乱局面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才结束，转而由工、军宣队专政。紧接着，1968年10月我随哲学系教师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分校，一边劳动，一边“斗批改”。陈修斋先生与夫人徐铣（哲学系办公室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也同行到分校。次年陈先生的家也搬去了，尽管条件极差，但总算有夫人徐铣的照顾。我在隆中与另外两位下放教师合住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教师有的放牛、有的放鸭子、有的种菜，我是白手起家养猪。这里稍稍说一下我的家庭怎么办？最令人不堪回首和愧疚的是，我的母亲在我四清运动迟迟不归，在为我劳累了整整六个年头后的1965年，患肘关节骨结核，住在一区山上就医十分困难，得不到治疗和照顾，万般无奈，经商议，由在汉口工作的肖静宁请假把母亲送到青岛我的四姐家，母亲揪心地告别了她最在意的一双孙儿女，可我连向母亲道别一下的机会都没有。1964年儿子刚生我离家去参加四清运动，谁知竟然成了与母亲的永别！母亲在四姐家，经过一个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的治疗，骨结核有幸痊愈了。可是，文革来到，在青岛的母亲与划成右派的大哥一道被遣返到四川乡下原籍，在贫困和疾病中告别人世，这是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愧疚！

1963年春肖静宁从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萧萐父同志热情地帮她联系到武汉大学生物系，但她的兴趣一直在医学—生理学上，还是服从省教育厅分配她到武汉医学院的原方案。她在武医住集体宿舍，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跑月票，每周只是1-2次回家。文革中，她在武医各方面还算稳定。1968年我要随系一锅端下乡，由革委会成员段启贤同志帮忙开了一张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证明，证明我要长期下农村，当务之急是要在武汉医学院搞间房子。肖静宁把武汉大学的证明请武医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头头批了一下，实际上是让自己想办法，住了再说。501楼原是单身集体宿舍，两人一间，另外那个好心的同事互相调配一下搬出去了，就算是占到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母子三人得以安顿下来。两层楼的501宿舍后来就完全成了家属筒子楼，走廊拥挤不堪，还是木地板的，一家一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门外，很不安全。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每天都有一家的大人抱着孩子、举着牌子挨家挨户叫唤：“查火啦！大家注意防火哇！”，都能得到热烈的响应，这个活动好像是娃娃们的节日，我也碰巧参加了。现在想来，肖静宁当年决心在武医工作是何等的幸事！文革期间她下放到校内的校办药厂搞制药，只是短期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就回教研室了。武汉医学院的生活方便，幼儿园、小学都办的好，离宿舍只有几十米，不用接送。食堂办的好，开水有得打。特别是孩子生病看病更是近水楼台了。学校对面是体育馆，旁边是中山公园，坐3分钱的公共汽车可以到闹市区六渡桥、江汉路新华书店买连环画小人书。501筒子楼小朋友多，玩的好。这些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回过头来一想对两个孩子而言，很符合肖静宁后来阐述的智力开发吧！难怪从武汉医学院的501楼走出了那么多的大学生、留学生呢！

我在分校下放劳动主要养了三年的猪，自认为还摸索出一套养猪经验，可以说是合格的猪倌。养猪干的全是肮活累活，大盆大盆的猪食，清扫猪舍猪粪，卫生条件很差，跳蚤成群，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真是疲惫不堪，那有精神想译事啊！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林彪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要按照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学一点哲学史”才有所改变。在养猪和其他劳动期间，每年有1-2次的几天轮休回武汉探亲的、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才有机会来考虑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的《精神哲学》的译事问题。但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想安安稳稳地静下来，正襟危坐，从从容容地做翻译已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有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带上一部德汉字典，一有机会就译一点，因陋就简，把潦草不堪的“译文”写在当时能买到的练习薄上，这样总可以逐步推进，积少成多，等到有条件再来整理。在武医探亲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好机会。每天等肖静宁上班，两个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后，我就抓紧做那么一点翻译。这样下来，我的译事就由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夜止步的主观精神“导言”部分进展到了主观精神第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中的“自然灵魂”了。这是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对自己钟爱和渴望的译事所能做的使自己深感内心慰藉和踏实的地方！但是，这样“美好”的译事时光，很快就结束了。

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在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部分骨干教师开始参加教学，组织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我与陈先生继续劳动。如前所述，1971年为落实毛主席的“学一点哲学史”的最高指示，要给工农兵大学生讲外国哲学史，我和陈修斋先生才得以匆匆重返教学岗位。那种形势下，对于教学工作的确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吊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口号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管”、“改”二字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着教师和教学内容的。听从领导的安排，我是教学组长，由我先上阵，果然在我刚讲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一堂课后，学员就针对我在课堂上没有讲到奴隶哲学方面的内容，马上贴出大学报主张奴隶有哲学。哲学系、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直至武汉大学总校的党政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马表态支持学员的大字报，并号召就有无奴隶哲学的问题展开大辩论。这场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而又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也就从分校推向总校，继而走向全国。我作为“无”派唯一出头露面的代表，也就有机会走出隆中、重上珞珈山，冒着极大的风险单枪匹马地站在小操场的全校辩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群众，不知那来的勇气和信心一遍又一遍地与持对立观点的众多代表交锋。在这种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唯有陈修斋先生冷静沉着，始终实事求是地认定历史上没有奴隶哲学，默默地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接下来，校领导决定组织由工宣队师付领导的、有学员、教师（我）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向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同行介绍这场争论的情况（参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三结合小组得以跑遍了京津沪等地，去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所到之处，反应都说是“茅塞顿开”！现在回想起来在1971年的特殊环境下，我却因而有机会到各地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师长亲友，特别是我突然来到上海看望岳母令她惊喜不已！在工人师傅的领导下我与学员还随同他稍稍绕道去游览了锦绣天堂——苏州园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很是奢侈的收获。我平生也就是这一次去了苏州，现在的苏州，可能变化很大、很美，但不可能找回当年的特殊感觉了！

1972年，武汉大学总校恢复了哲学系的建制，也就是说，总校和分校都办哲学系。不久，学校又决定哲学和经济两系都办在襄阳分校。这样原总校和分校的哲学系得以合而为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由孟宪鸿同志任系主任。他提出新系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专业课的恢复和教材建设。文革前初到珞珈山，我编写了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文化革命中我们适应工农兵学员单科独进、几个月学完一年的课程的安排，编写了一些简略的、断代式的油印讲义发给学员学习。我和陈修斋先生共同讲授的欧洲哲学史课程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编写的由古及今的完整教材。我认为这次系里提出编写专业课教材，应当是我们编写一部自己的正规的、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教材的大好时机。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精神哲学》的翻译只好被搁置了。由于陈先生正在翻译莱布尼茨的法文版的《人类理智新论》，于是，笨鸟先飞，我就先干起来，以极大的努力投入欧洲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了。按照我当时讲课的教学内容的顺序，从头写起，当我写完“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欧洲封建社会哲学”两章时，陈先生高兴地来向我说，他的翻译基本上结束了，可以来一起搞教材了。陈先生文革前一直讲授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又对莱布尼茨哲学有精深的研究，自然由他来接着写从文艺复兴到近代西欧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而我在结束前面提到的两章后转向编写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文革前我编写过40万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讲义，但是要作为欧洲哲学史教材体例中的有机的一章，这仍然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工作，不是采取简单压缩、照搬不误所能凑效的。我又一次自找苦吃，重新构思，反复提炼，重新撰写，使之成为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心得、心血之作（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章在《欧洲哲学史稿》的初版和修订版中所占篇幅分别为218页和227页，均占全书总篇幅三分之一）。它与陈先生撰写的唯理论、经验论哲学一样，共同展现出我们这部自编教材是植根于各自深入研究和长期教学的基础上的功底与严谨，具有其显著的优势与特色。我和陈先生两人合编教材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一对“老搭档”所独有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学术轶事。我们两人从60年代起就是合讲外国哲学史这门课程，陈先生讲上学期（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欧哲学），我讲下学期（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彼此的教学内容与观点都很熟悉，也很默契，从来没有、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共同讨论、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材来讲授。这次编写教材也是各写各的，只不过我是笨鸟先飞，开局写出了上学期课程内容的两章。我们各自完成了所编写的部分后，才彼此互相审阅，并提出各自的意见以作修正。这样我与陈先生合写的、一部从古希腊哲学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整的教材就于1977年3月脱稿了。我们把它命名为“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虽然是我们两个人写的，署名还是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集体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

那几年写讲义时间也不是很充分的，文革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不断，劳动也是随叫随到。最令我钦佩的是，陈修斋先生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奉献出了《人类理智新论》这样传世的译作，又快马加鞭地完成了合编教材的重任。古隆中一对“老搭档”挑灯夜读的情景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此向过早谢世的陈先生献上深深地缅怀。系主任孟宪鸿同志对我们在系内第一个拿出一部这样完整的、沉甸甸的专业课教材来十分赞赏，当即决定设法予以铅印。由于保康县印刷厂承印过经济系编写的教材，算是与武汉大学有联系的单位，于是我与刚留校的助教陈建国就带上书稿直奔保康了。保康是一个地处湖北山区的小县，保康县印刷厂在县城的郊区，规模很小，只有两个工人师付，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进行排印的厂房，后面一排是生活用房，我们去后就住在这里。1977年5-7月，将近三个月，我与小陈可以说是与工人师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上了全脱产的印刷厂“认字”、校对的工作人员。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特殊和难忘的。我们在保康印刷厂虽不直接检字排版，但一直要恭候在旁，一是对工人师傅看不清、认不得的底稿上的字要随时随地提供帮助；二是对排出的版面清样及时进行校对，以完成这个版面的排检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版面，一日又复一日地进行着，这个很累人的活耗去我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出个讲义这样难，现在想起来真是有如隔世，与当今现代化的出版业不可同日而语了。待到40余万字的讲义正式印就运到襄阳分校时，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分校已经撤消、迁回总校了，讲义又转运到了武昌珞珈山。当我在珞珈山上看到这一套上下两册的《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时，深深地感到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为我与陈先生在当时条件下能静下心来作出这样的教材建设的成果而感慨，还对保康那一段实实在在的认字、校对的生活难以忘怀，对讲义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试用教材上册为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下册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谁能料到这套特殊年代从山沟里十分简陋的印刷厂印就的“试用教材”讲义成为日后在全国影响巨大的《欧洲哲学史稿》的前奏。在这里，我要对当年的青年教师陈建国表示谢意！特别让我难忘的是，我在保康的那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使我与纯朴的工人师傅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回报。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上世纪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同志来向我们约稿，我们对这一套上下册的“试用教材”经过各自反复修改，于1983得以正式出版。书名改为《欧洲哲学史稿 》，作者署名为陈修斋、杨祖陶，前言与后记均没有涉及我们配合默契的合作方式及各自撰写的章节。这不能不说是从文革走过来的我们对“文责自负”的观念十分淡薄所致的一种疏漏。纵观《史稿》，全书共分七大章，依次为，第一章：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哲学（杨祖陶）；第二章：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杨祖陶）；第三章：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哲学（陈修斋）；第四章：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各国的哲学（陈修斋）；第五章：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陈修斋）；第六章：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杨祖陶）；第七章：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陈修斋）。《史稿》问世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人民日报社等文化单位指定其为参考书；一些兄弟院校相继采用它作为教材。在多次重印后，实际上已成为供不应求的通用教材。鉴于国家教委在制定“七五”文科教材规划时，将此书正式列为教材，于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我们决定对全书进行修订，1987年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稿》修订本，正式在封面上标明为“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在这里要提到的是，第一章古希腊罗马哲学部分是修订的重点，因为原书初版这一章我叙述的比较简略，而我当时由于突发“腰椎间盘脱出”住院，出院后一段时间也无法正常工作。经商量，决定邀请研究生毕业留校的段德智和张传有两位讲师参加本章的增补工作（段德智负责柏拉图及其以前部分；张传有负责亚历士多德及其以后部分），他们共撰写了三万余字的初稿，无论是效率与水平都是值得称道的。最后由我对之修订增删后定稿，使第一章的篇幅由初版的93页增至再版的128页。现在，10余年之后，我在这里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们二位教授致以迟到的谢意！此外，我与陈先生各自对原书某些叙述不够明晰准确，或评价不够全面妥当，论点不够恰当之处作了一些修改。再者，为大体保持原有篇幅，分别对第二章、第五章的内容作了一些压缩和删节以及章节合并的工作，但原书的基本格局和风貌没有改变。1988年《欧洲哲学史稿》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第一届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本的头三次重印就达24900册，1994年重印达38100册，以后的加印仍是层出不穷就不赘述了。对这一学术性很强的教材，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西方哲学史专家汪子嵩先生赞誉它为同类作品中少见的“观点和材料达到相当丰满和协调的统一”的作品。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孙霄舫过誉此书为欧洲哲学史方面的“经典巨著”。《史稿》的影响及其广泛深远，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