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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攒着期待而紧张的心情，我走进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办公室。当我见到蔡禾师兄时，竟一下子放松了神经。虽是初次见面，却倍感亲切，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在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经历拉进了彼此的距离。而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我更深深感受到了蔡禾师兄 “思想+实干”的气质作风，及包容、全面、专业的特点，使我对校友专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蔡禾，现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

赶上“文革”后高考首班车

蔡禾师兄是77级哲学系的学生，他谦虚地向我说起了他当年的学习情况。当时所有77级哲学系的同学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风好、热情高昂。因为绝大部分同学的年纪都比较大，而且是从各个行业中考上来的。在“文革”时期，基本上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都被下放到农场或工厂工作，当时蔡师兄就是被分配在东西湖农场、武汉气门厂工作。

当问及蔡师兄是如何选择学哲学专业时，他微微一笑说，那个时候很懵懂而单纯，读什么并不重要，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读书，只要能读书就行了。在这样偶然的机缘下，蔡禾师兄来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他说，当时他报考时，并没有什么信心，说到底自己实质上只有小学文化，因为初中时开始“文革”，天天学工学农，更别谈读书了。知识缺乏的蔡师兄也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填学校和志愿时也只是随意挑选了几个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大学，从未考虑过中间的区别在哪，将来职业是什么。读书，就是当时选择的唯一动力和目标。

谈及当年武大的老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帮助时，蔡师兄言语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在那个时候，他们对老师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眼中，大学的教师们都是很有学养，萧扔父、江天骥、陶德麟、刘刚纪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抽象哲学走向实证社会学

大学期间，蔡师兄从思辨抽象哲学转向实证社会学，这一转变也是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蔡师兄回忆到，1981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补课”，费孝通先生接手了这项任务。当时，中国社科院建立起了社会学研讨班，任课老师是从国外请来的，学员主要是在校教师，曾一清老师就是武汉大学的学员代表。但是费孝通先生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从选拔更多的学生来培养，于是就专门针对77级的学生开办了一个强化班，选拔全国17所大学中的优秀大学生参加。武汉大学哲学系有两个名额，蔡师兄在听了经过培训班学习的老师的介绍之后，便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报了名。当时已经是大四的蔡师兄并不满足于自己所学的东西，想更多地涉猎一些其他知识。学有所成之后，蔡师兄回到武大教了两年书，之后前往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相继在武大和中大任教。

谈到蔡师兄在武大的生活，他表示“平淡而简朴”，但并不缺乏乐趣。那个时候的学生不浪漫也压根没有想过要浪漫，浓厚的学习气氛使得学术讨论和争辩遍及各大角落，随时可以驻足观摩一番。八十年代初，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学生们学习却很用功，即使在武汉酷热难熬的夏天，他们都还到处寻找地方学习讨论。蔡师兄还介绍到，当年任课教师到学生宿舍辅导教学的方式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他们交流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年蔡师兄他们读书时是多么的纯粹，因为纯粹而珍惜，因为珍惜而专注，因为专注而进取，因为进取才能抓住机会。

关注现实 加强实践

当我问及大学生怎样做社会实践、规划工作时，十分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蔡师兄表示，人文学科研读经典非常重要，哲学家基本不需要出家门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因为它思考的问题跟社会科学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哲学会去追寻终极的价值、终极的理念；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讲，科学的问题是要能够证明它、能够检验它。所以，蔡师兄觉得对于不同学科来讲，“学科实习”作为学习期间的一个必要环节，它的安排重点是不一样的。社会学的研究非常具体化、实际化，写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调查，不能是太抽象的、太大概的东西；而哲学所讲的社会实践并不一定需要去某个地方，而是在关注现实，对现实保持敏感性的基础上做深刻的抽象思考。在蔡师兄眼里，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社会实践都应该关心社会、关心现实，至于这个现实问题怎么回答，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要求。

访谈最后，蔡师兄详细询问了很多关于biwn必赢的发展情况，同时也衷心地祝愿母校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作者：罗森壬）